全球文明倡议的四项主张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摘自《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分享新发现、新认知
“相信每个踏上董志塬的人都会被震撼到并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宽厚、挺拔、壮丽，这个黄土高原‘第一塬’名不虚传。关于这片质朴、厚重土地的远古文明故事，如今再次因南佐遗址而被浓墨重彩地书写。”日前，在郑州举行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的“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分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介绍了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佐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由此拉开了中外学者关于“全球视野下的古代文明研究”讨论的序幕。
韩建业认为，南佐遗址宏大的规模和展现出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是区域政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宫城附近还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以及大量水稻，存在明确的专业分工和远距离的贸易控制。“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已经明确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一个早期国家。”韩建业说，“南佐都邑聚落是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起源、形成链条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6500年—4800年前中国北方燕辽文化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关于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展一直备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在分享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时表示，牛河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揭示了红山文化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延续了北方地区长久以来的传统，同时接纳与整合其他地域传统，形成重礼仪轻世俗的开放、包容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基础。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孟华平重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结构与早期文明进程，主持发掘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且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祭祀遗迹、墓葬、刻划符号、玉器、铜器等蕴含丰富的文明信息。
“研究表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而石家河遗址是其中的突出载体。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孟华平说，“石家河遗址比较好地体现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互动过程。”
为文明研究提供多样视角
全球视野下的古代文明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在此次论坛上，共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的80名学者参加，其中有20名学者作了学术演讲。“学者们交流了世界几个原生文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内容丰富，令人印象深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贾笑冰告诉记者，国外学者的演讲涵盖了多个区域、多个时间段内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明特性，有些研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与解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牛河梁遗址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世界大河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发掘、揭示、阐释其特征和内涵，就是在不断丰富世界大河文明精彩纷呈的文化构成。在世界大河文明的广阔时空框架下、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理解牛河梁遗址和红山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其本身的特质。此外，伊朗学者所作的报告介绍了文明形成过程与环境的互动，对于自然环境多样性的中国文明起源及多元一体互动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伊朗学者的报告也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贾伟明感兴趣的点。“会后，我和这位学者建立了联系，希望将来能就相关话题继续讨论。”贾伟明说，“各位学者的报告不仅有很多新材料，而且展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使我很受启发。我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发展非常快，每年回国交流都觉得眼前一亮。比如，这次会上讲到的南佐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就很震撼。”
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院高级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克里斯多夫·埃凡斯教授的报告也引起了贾伟明的关注。这位来自英国的教授关注的主要是较小河流沿岸早期人类聚落遗址的研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文明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
联合考古拓展研究视野
除了在会上交流讨论，学者们参与中外联合考古项目也是加深对世界文明及自身文明认识的有效途径。论坛上，两位青年学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西北部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片玛雅文明遗址——科潘古城。从1980年科潘玛雅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国际合作成为当地考古的主要途径。其中，编号为8N-11的贵族院落遗址是中国考古人员与洪都拉斯同行共同主持发掘的，也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地区主持的第一个考古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默然长期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参与和主持发掘工作。据他介绍，经过5年的细致田野工作，考古人员揭示了一座古典时代玛雅贵族居住院落的布局和演变过程。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石雕，包括13组“交叉火炬和墨西哥纪年”雕刻、8组玉米神重生雕刻等。在建筑台基下方和边缘，发现了56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彩绘陶器等珍贵随葬品。此外，还对遗址出土的人骨、动植物遗存、残留物、黑曜石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科潘项目形成了考古工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国际舞台展示了中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促进中外文明对比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有着积极作用。”李默然说。
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伟是中埃联合考古队队员。时间回到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文物部在开罗签署双方合作与互助协议。同年11月，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区域正式启动考古发掘工作。
“孟图神庙遗址区位于卡尔纳克的北端，其核心区域由孟图神庙、玛阿特神庙和哈普拉神庙，以及6座奥西里斯小神殿和其它附属建筑组成。遗址区内仍留有大量尚未发掘的区域，以及围绕该遗址的建造格局、营建顺序、历史演变等各个方面的认识空白区。中埃联合考古队最新的收获为我们整体了解孟图神庙区，以及卡尔纳克地区的考古学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高伟说。
正如一位考古学者所说：“我们来自不同文明，用不同考古方式，但都有共同愿望，那就是保护人类文明遗产。”
